西湖娱乐城,西湖娱乐城官方网站,西湖娱乐城APP,西湖娱乐城网址,西湖娱乐城注册人形机器人会爆发吗？AI agent会替代哪些工作？马斯克又会做出惊人举措？科技哪些产业会迎来新的爆发？电动汽车、太空探索又会如何？

　　前段时间，我们与海银资本创始人、全球科技产业专家王煜全老师进行了一场对谈。

　　作为“科技界的预言家”，王煜全认为，2026年将迎来终端智能的全面爆发，中国在这一领域非常有优势。

　　而未来30年是我们最好的黄金时代，通用人工智能没来，超级人工智能很强，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庞大的专家团队。

　　对于人形机器人、飞行汽车等，王煜全目前认为还有待观察，他认为，距离“终结者的时代”还非常远。

　　对于未来，王煜全认为，工程能力强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，“工程领先”会带动“技术领先”，“技术领先”会带动“科学领先”。

　　这个世界不是科学家塑造的，也不是技术人员塑造的，这个世界是工程师塑造的。

　　孙允广：像马斯克、乔布斯这类人性格都很偏执，人们跟他们合作会有很大压力，但不跟他们合作，又很难成事。这种矛盾的特性，是不是一流企业家身上的共性呢？

　　王煜全：对于很多创新型的企业家来讲，偏执都是共性。原因很简单，要成为划时代的企业家，做的事情肯定是这个时代以前没有过的，要突破很多局限，尤其是认知局限，因循守旧大概率突破不了。

　　所以性格上就要有非常强势、执着的一面，坚信自己能突破。就像乔布斯的经典广告《Think Different》里说的，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，才能真正改变世界。

　　如果是继承性的企业家就未必如此偏执了。比如蒂姆·库克（现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）就不太偏执。但作为开创者，做崭新的事业，大多数人都会怀疑、看不懂，那这时候你如果不偏执，你怎么可能成事儿呢？

　　孙允广：就是要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必胜信念。马斯克创业经历了几次失败，SpaceX发射火箭也是不断试错。但他从不畏惧失败，也不会被失败打垮。对于企业家来说，这种善于失败的特质是不是非常重要？

　　王煜全：对，其实中国有很多企业家也是这样，没有人能保证试一次就成功，那真的是运气的事。好的企业家就善于调动资源，使自己最起码能多容忍几次失败。

　　美国有个特别成功的生物药投资人，他的投资原则是：一个公司如果只有一个产品管线，我就不投，因为这一个产品一旦失败就没了；如果你有两个、三个，我宁肯估值给你翻倍，也觉得投起来更安全，因为你失败了还有一个后手。

　　今天我们看到马斯克成功多，其实他失败也多，只是他试过了。但前提是你有失败的底气，失败了能爬起来。

　　很多人失败后负债累累，就爬不起来了。所以如何在失败的时候还能爬起来，这特别重要。

　　孙允广：乔布斯说“当海盗比当海军更有意思”，为什么一流的企业家都带点叛逆色彩呢？我们被教育要遵守规则，强调循规蹈矩。您怎么理解？

　　王煜全：循规蹈矩做的都是别人做过的事，哪来创新？创新要做别人没做过的，甚至是故意的，你说往东我偏往西，试探了更多新东西才有可能发现机会。

　　中国未来也要越来越鼓励这种特立独行，鼓励叛逆。另一方面，也要包容创新者，因为随着规模越来越大、量产能力越强，越需要造出新的东西。整个社会都在呼唤创新。

　　王煜全：我认为都有。第一，先天要有那股执着劲、自信劲；第二，自信过头了，就是“现实扭曲”。但他不是第一天就“现实扭曲”，要是错的也坚持，就不会成功了。

　　大多数情况是这个是对的，但是只有他坚持了，而且最后成功了。下一次就更坚信自己，觉得别人得听他的，少数服从多数，而且多数的人还是错的。

　　这种事是会反复发生的。创业初期迷雾重重，未来方向不清晰，竞争对手又多，这时候要做大的判断，才有可能胜出。

　　创业者的选择不过就是“等死”还是“找死”，真正的成功者都是选择“找死”，最后，在九死一生中找到了那条活路。

　　孙允广：近几年，国内也在不断尝试做无人驾驶试点，但遇到了不少阻力，地方政府为了保护就业有所顾虑。您从投资人的角度，会看好无人驾驶吗？

　　任何新技术的到来都会面临替代传统技术的问题，这个过程中会有牺牲者。政府有义务做出妥善安排，使得冲击相对平缓，要不然冲击太大，社会就出问题了。

　　但这不等于不让技术迭代，这两件事是要同时解决的。技术替代一定要让它发生，这样技术才会进步，只不过要照顾一些那些正面被冲击的人。

　　不能因为怕司机丢了工作，就不让自动驾驶去发展，这是因噎废食，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。

　　接下来，很多特别先进的科技会对社会形成相对广泛的冲击，这种时候确实要准备好预案，这是政府和企业都需要思考的事情。

　　孙允广：孙正义说iPhone就好比明治维新的“火炮和枪”，是不是说自动驾驶的“iPhone时刻”也即将到来了？

　　一方面，阻力可能主要来自地方。如果中央不积极推行，地方从自己的利益出发，就会比较犹豫。但是，好处是地方对中央是充分支持的，中央只要一个号召，大家都会上。

　　地方都愿意上一点自动驾驶，代表自己先进、科技领先，但又不愿意扩，一方面扩会冲击出租车，另一方面可能会有交通事故。

　　王煜全：是的，哈哈。但这件事还是一样，如果中央想明白了，号召加快自动驾驶部署，还有一个好理由，就是我们在技术上跟美国较着劲，美国明着说我们是最大的战略对手，自动驾驶领域的最大对手就是特斯拉。

　　FSD（完全自动驾驶，特斯拉公司研发的自动驾驶系统）最大的优势不是算法，而是数据。

　　它那么多辆车在路上跑，随时收集数据，而且，低端车、高端车都能承担收集数据的任务，它自称不上传数据，其实不可能，有个“影子模式”：你自己驾驶的时候，自动驾驶在后台也在跑，只是不输出控制结果。

　　面对同样路况，它会计算该刹车还是加速，和人的动作对比，如果不一样，就把前后一段时间的视频上传，这是最优质的可标注数据，训练效果非常好，所以特斯拉自动驾驶特别像人类老司机，适应性极强。

　　要跟特斯拉对抗，单靠一个车厂不够，中国电动车有整个产业生态，加起来规模比特斯拉大得多。

　　只要政府号召加快部署，要求数据格式统一，大家共享数据，形成统一数据库，中国自动驾驶超越特斯拉就是时间问题，而且不会太久。

　　孙允广：现在，国内新能源汽车发展得挺好，有的企业家说，将来是飞行汽车的天下，也在投资开发。据我所知，您并不看好飞行汽车，这是为什么呢？

　　汽车最大的特点是通用型，它是一种被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。我不认为飞行汽车一辆都卖不出去，全世界范围可能会卖出几辆、几万辆甚至几十万辆，但要卖到现在每年几千万辆、上亿辆的水平，不太现实。

　　比如北京，随时在路上跑的都有几十万辆车，要是把它们都替代成飞行汽车，会不断掉下来，跟“下饺子”一样。

　　车在地面是有支撑的，但是飞机靠空气动力学，两个飞机离得近就会出现乱流，总有一个可能掉下去，所以不可能太密集。

　　这就成了矛盾，人越密的地方越需要车，但越需要车的地方越不能用飞行汽车。飞行汽车不能解决城市交通问题，只能解决边缘问题。

　　我们投过飞行汽车，原因是希望和中国制造对接，进入美国市场。美国很多人住郊外，交通是星状布局，大家往城里汇聚。

　　但是，郊外横向的需求并不方便，没有这样的高速公路和铁路，所以飞行汽车有需求。

　　飞行汽车适合从人口稀疏地方飞到人口稀疏地方，补充交通需求，不能成为交通主体。

　　未来两年，人工智能会进入新的爆发期。过去这轮AIGC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）与普通老百姓的关系没那么紧密。

　　从2026年开始，下一轮人工智能潮流会非常明显，叫终端智能，手机上会有大量的人工智能出现。

　　今天的“手机人工智能”只是把电脑上的ChatGPT搬到手机上，没有“移动”相关的特性。未来两年“移动”的相关特性会凸显，核心是手机会收集人的行为，而不仅仅是内容。

　　国外开始喊“大行动模型”（Large Action Models），但我们认为叫“大行为模型”（Large Behavior Models）更准确，这两个概念还是有区别的。

　　而这个也是有前提的，就是信任，行为和想法完全被了解了，这种关系对人来说还是很紧张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如何解决信任问题？这就需要AI agents。

　　训练AI agents为你服务，它是你的，站在你的立场，不泄露数据，只帮你收集想要的东西。

　　比如女孩购物，AI agent能分析购物特征，从淘宝、京东、抖音等所有平台淘货，汇成专属店铺，还能主动发现新东西。

　　这是无线互联网的延伸，美国领先互联网，所以AIGC美国领先；而无线互联网强调行为，这是中国领先的，这个苗头已经出现了。

　　最近AI眼镜很火，AI眼镜以前的思路是眼镜是显示屏，上面能显示东西；后来再到Meta（前身为Facebook，美国元宇宙技术科技公司）强调世界和环境的互动，但是Meta本身没有无线互联网经验，所以也想不明白怎么做。

　　那么谁给出了最好的案例呢？阿里的夸克眼镜。比如，它能把导航放在眼镜上，能读二维码、可以支持眨眼支付，形成行为闭环，这是Meta没有的经验。

　　孙允广：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说，智商很重要，后来是“情商很重要”。但乔布斯、马斯克这些人情商好像不怎么高。他们靠的是什么？什么比情商还重要？

　　智商是靠你一个人比别人强，一个人顶两三个，但这就到头了；情商是能调动别人给你干活，能调动10个人就会厉害很多，但调动的人还是有限的，人太多就会脱离你的影响力。

　　机器智商，就是这个时代可以用机器代替人做事，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，能把智慧、经验、专家知识都复制下来，用人工智能提供服务。

　　比如苹果，iPhone严格来说不是产品，而是服务平台，现在每年发行1亿部iPhone，等于这1亿部iPhone都在帮他赚钱。

　　你在iPhone上消费、下载付费软件，都在给他钱。善用机器帮你挣钱，这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做法。

　　孙允广：所以这其实就是“产品即服务”。特斯拉之所以估值高，也是因为这个逻辑吧？

　　王煜全：对，而且账很好算。中国有两三千万出租司机、货车司机，年薪按5万—8万元算，总规模超10万亿元。

　　如果自动驾驶开始替代司机，哪怕降价到5万亿，这部分利润也还是很高的。司机是每年赚钱，车是一次性消费，所以替代司机的价值比替代车大得多，需求还会随降价增长。

　　王煜全：太多了，不光是取代，还有大量新增，相辅相成。其中的思考原则是“旧时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富人有什么，甚至皇帝有什么，把这些搬到寻常百姓家。

　　比如，人人都想要个秘书，人工智能可以给每个人配秘书；皇帝有一堆大臣当顾问，现在大模型就是智能顾问，每个人都有了，我在国内问通义千问，在国外问ChatGPT。

　　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比大模型强的专业领域，当然我也有。而除此之外的问题，哪怕对方自称专家，我都要问问大模型确认，有时候专家不如大模型专业。

　　这就是智能顾问市场，现在随身顾问国内免费，美国20美金一个月，超级强大又专业。

　　未来的人会形成“AI粘性”，也就是“AI依赖”。理论上我们认为“依赖”是不好的，“成瘾”也是不好的。

　　但是，“AI成瘾”是好的，越依赖意味着你跟AI越是合体的，成为“精神上的赛博格”，在思维上嵌入AI，人和AI分工合作，最终的结论一定是最优的。

　　“AI依赖”的人讨论“如何和AI协作使效能提升10倍”，反对“AI依赖”的人讨论“AI越来越替代我”，而后者会慢慢变成现代阿米什人（阿米什人，主要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，拒绝现代化，内部通婚）。

　　王煜全：现在我们衡量一个人，用的是人力（Human Power），这个意思是一个人干活就是1人力，如果加入人工智能，那可能就变成10个人力了，这件事正在发生。

　　在美国，七大IT巨头公司，一方面收入利润大涨；另一方面却在裁人。为什么呢？

　　未来，1人力的人一定找不着工作，企业不接受，你至少要顶3个、4个，将来甚至顶10个，顶100个人力。

　　所以，未来一定要努力成为人机混合体，先习惯形成“AI依赖”，甚至“AI成瘾”，天天没有AI不能做事，这不是退步是进步，和AI协同做事效率更高、结果更准更好。

　　协同是有方法的，比如，AI有一个人人都在批评的问题，AI幻觉。那就用“生成对抗网络”的逻辑，训练AI识别幻觉。

　　我自己经历过很多幻觉，只要看到有可能有幻觉的地方，就问AI“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”，它立刻露馅，因为它没有自我，不会维护自己。

　　比如问某句名言是不是某位管理大师说的，它会说是，再追问有没有第三方证据，它就会道歉说只是传言。

　　它怕追问，所以只要会这套逻辑，在业务流程里设质疑环节，就基本安全，效能还能提升10倍、20倍，成为胜出者。

　　王煜全：我天天琢磨怎么用人工智能，你天天批评人工智能，时间长了以后你永远是1人力，我是100人力，我们喜欢用人工智能的人会互相交流，加速进化到200人力，而他还在1人力。

　　时间长了，你会发现跟他没有共同语言，他越来越抱怨，你越来越高兴。到最后，你们俩孩子不能通婚，不能嫁给他们家的，太保守了，会把你害了的。

　　这不就叫“生殖隔离”吗？虽然从肉体上没有真的隔离，但是精神上就产生隔离了。

　　孙允广：刘慈欣的科幻小说《赡养上帝》《赡养人类》，里面讲人类被机器服务得太好，反而失去了生存能力，您怎么看？

　　王煜全：大多数悲观的人对人性缺乏理解，人最大的乐趣不是躺平，只有当牛马当惯了，最大乐趣才是躺平；真正健全的人的最大乐趣是探索未知、成就新东西，这种乐趣是大脑分泌内啡肽的乐趣，不可比拟。

　　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动物性的，所有动物都有生存、安全需求，但人最大的区别是终生保持探索欲，所有动物到成年探索欲就消失了。

　　小熊猫活泼淘气，成年熊猫就躺着啃竹子；只有人终生保持旺盛探索欲，有些人的探索欲到年老的时候都还很强，这才是人性。

　　工业革命后，不用通过抢劫别人就能发财，规模生产一个东西卖到全世界就能成首富，现在技术革命让现成的东西能规模生产，下一个首富的核心不是量产，是探索新东西。

　　如今，探索失败的代价是大大降低的，原始社会失败了人是会死的，现在可以申请破产保护。

　　所以，探索价值极大增加，未来社会人会越来越少年化，鼓励成年人不丢失童真，因为这是有用的、有价值的。

　　孙允广：现在大家都关注人形机器人，甚至担心“终结者时代”到来，您怎么看？

　　王煜全：完全不用慌，“终结者时代”还非常远。现在，人形机器人的身体动作越来越灵活，能跳舞打太极，但对环境的感知、理解和互动能力极弱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，中国人做菜说“放盐少许”，这对人来说很简单，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少许，但是机器人是无法理解的；还有碰杯时，我们会把杯子往下放一放表示尊重，稍微放低一些就可以了，但这对于机器人来说可是太难了。

　　这些模糊的生活常识、社交常识，机器人根本理解不了。这是人类的天赋，我们一万年前就“装备”了这个系统，来支持我们成为社会化的人。

　　而且，AGI（通用人工智能）短期内也来不了，最高就是15岁中学生水平，未来更多是“领域智能”，能当某领域的专家，但综合能力一定是不如人的。

　　我认为，未来30年是我们最好的黄金时代，通用人工智能没来，超级人工智能很强，相当于有一堆专家供你差遣。

　　韩信点兵多多益善，但只会打仗，不会治国理政；但刘邦不一样，他有很多“专家”，张良、萧何、陈平等，他知道什么事用什么人，这是一项综合技能。

　　以前，你想当元帅，得先当好小兵，那要枪法好；现在不一样了，枪法好和当元帅根本不相关了——不是自己做所有事，而是调动AI智能体做事。

　　但可惜，我们现在的教科书还在教大家当“韩信”，练单打独斗的技能，这些迟早会被AI替代。

　　王煜全：以前，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时会陷入管理的两难处境：懂中国当地规则的人，可能对人家总部不忠诚，毕竟不是自己培养的；而来自总部的忠诚的人又不懂本地规则。

　　比如诺基亚、爱立信，总部是北欧小国，人口不多。当时，他们比较精英的人才会被派去德国、英国、法国等地方，等轮到中国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。

　　但是中国当地的管理者也是很资深、很厉害的。但是你还是要向总部的年轻大学生汇报工作。这就是信任和能力的冲突。

　　后来是怎么打穿的呢？留学生成长起来了。留学生直接就是总部提拔上去的，从总部派回中国内地，那是有总部的信任的，那些“玻璃屋顶”就被打穿了。

　　所以，以前美国喊“全球化”，后来改成“全球本土化”了。因为“全球化”只是一个口号，真到执行的时候，有很多本地化的阻碍。

　　但是，现在中国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Shein（希音，中国广州的全球化时尚电商平台，业务覆盖全球150余国）开拓市场根本不用纠结本土化了，全看数据——

　　哪个国家用什么平台，货投放多少、宣传多少、回报多少，算回报率横向可比，不用听故事，回报率不行就调整，所有国家都能用这办法管起来。

　　这种新的全球化模式叫“digital local”，用数字手段实现本土化，能全球化推广。

　　哪个国家不用电商啊？所以中国人的全球化会比美国人彻底，只要有线上卖货的渠道，我们就能进去。

　　孙允广：我们常常谈论0-1的创新和1-100的创新，为什么您认为1-100的创新这么重要？

　　王煜全：中国一直太强调科学领先性了，但我认为，“工程领先”会带动“技术领先”，“技术领先”会带动“科学领先”，是反过来的。

　　要不然我们怎么解释中国的经济崛起？关于现代科学的诺贝尔奖，我们是没有的。

　　但是经济能崛起，核心是工程能力强，现在技术也慢慢变好了，可能我们现在科学还不行，但是30年之后，科学肯定好。

　　美国也是这样的，先靠工程能力领先，造就了流水线，满足大规模生产需求发明的，后来才慢慢养得起科学家。

　　二战时期，大名鼎鼎的“曼哈顿计划”的提出者和执行人万尼瓦尔·布什，他的团队总结出的关键经验就是：战争的胜负，本质是把科学工程化——

　　而当时美国战时生产的核心工程能力，恰恰来自汽车行业。他们专门找了通用汽车的人来负责统筹，这和福特的保守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　　福特把流水线当成核心，以至于T型车卖不动时，必须先停掉T型车生产线，才能上产线做A型车，永远不会并行两条产线。

　　但通用是多家公司合并而来的，每家都有自己的流水线，所以通用特别擅长复制流水线技术。

　　他们把汽车厂复制流水线的经验，直接迁移到了坦克、飞机、大炮的量产上——这些都相对简单，最难的是船。

　　因为船比较大，美国后来摸索出了模块化造船，一个一个模块地造，再组装拼接，美国军舰就造成了。反观当时德国的军舰，几个月才能造一艘，最后被美国的量产优势彻底压制。

　　万尼瓦尔·布什看到这一切后，意识到光有工程能力还不够，核心是要掌控源头的科学研发。

　　于是他专门写了份报告，叫《无尽前沿法案》，不过这推动了10年之后才真正见效，美国成立了国家科学院，通过国家机制给学术界大量拨款。

　　但这时的拨款也是有问题的，人的认识是有历史局限性的，当时美国因为工程能力强，反而忽视了它的重要性，再加上轰炸日本的影响，过度夸大了科学的作用。

　　要知道高校其实也能搞工程，但最终结论是只支持纯科研。这就导致1980年之前，大量科研成果因为没有工程支持，都淤在高校里出不来。

　　这个法案允许高校自由转让科研成果，这就给了很多创业公司机会——这些公司自己没技术，但能把高校的科研成果落地实现，负责后续的技术转化和工程量产。

　　回头看，美国的强大有两个关键：一是工程能力确实强，二是本身市场较大，而且二战没受到较大的创伤，还趁机吸纳了很多顶尖科学家，进一步巩固了优势，而其他国家大多要在废墟上重建。

　　不过美国的发展也不是全对的：他们奠定的研究型高校模式，是今天繁荣的基础，但1955年到1980年期间，忽视了高校与产业的结合，这是明显失误。

　　好在1980年通过《拜杜法案》快速矫正，让企业接手科研成果的落地转化，反而比高校自己做效果更好，也促成了之后的创新井喷。

　　王煜全：美国的创新本质上是个人英雄主义导向，总爱把功劳归到某个人头上，说谁的贡献最大。

　　以前觉得最大贡献是科学家，现在明白是企业家，却始终没认清，真正的核心贡献在量产环节，在工程师身上。

　　英文里有明确区分：Scientist（科学家）、Technician（技术人员）、Engineer（工程师），但美国因为量产能力不强，经常把后两者搞混。

　　很多人以为Technician就是Engineer，其实差别很大：Technician是动手能力，解决技术问题的，而Engineer是放大技术价值的，核心是实现规模化生产。

　　中国才是真正的Engineer强国，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把原型机变成100万个、1000万个还不走样的“量产能力”。

　　但这种量产优势在国际上常被误解，美国总贬低中国没有创新，其实规模量产也是一种创新。

　　积木式创新需要各个环节的组合，缺了一块都不行的。但中国人在世界上并不太会讲故事，没有把我们的优势讲出来。

　　甚至，英文里都没有“量产化”对应的精准词汇，Mass Production是量产，Industrialization是工业化，但是“量产化”是特定的，从“原型”到“可量产的原型”是要解决很多工程问题的，连解释我们的优势都找不到合适的词，可见这种认知鸿沟有多深。

　　王煜全：我们以前的地方政府是怎么发展起来的？学深圳，改革开放，设立特区，设工业园区、开发园区，好的工业区就是鼓励做企业，这个企业好，我就扶植它做大。

　　所以，这就是最大的问题，中国很擅长做“苗圃”，总能有树长起来，相对不是很擅长构建生态环境，相对缺少构建热带雨林的能力。

　　具体到地方政府来看，现在我们都重视科技，重视人工智能。那大家都跟风搞人工智能，没钱就靠补贴挖别的地方的公司，最后把产业集群挖得七零八落。

　　我原来总去苏州，苏州的生物医药做得很好，不是靠挖公司，而是引进了冷泉港亚洲会议（冷泉港实验室在亚洲设立的国际学术交流平台，2010年正式落户苏州工业园区）。

　　这里的一位博士回苏州探亲，苏州的领导来接待，吃饭时聊天，这个博士就说，我们实验室总开学术会议，信息沟通非常充分，所以我永远保持前沿，才有竞争力。

　　当时，苏州每年赞助100万美金，冷泉港亚洲会议就在2010年正式落户苏州工业园区，每周都有国际学术会议。

　　人才觉得留在苏州能紧跟前沿，自然聚集过来，慢慢形成了完整的生态，有国际会议，有共享实验室，有先进的生物医药设备，等等。

　　所以，产业生态的核心不是企业本身，而是配套的学术交流、共享设施这些“土壤”。

　　每个产业有自己的生态需求，支持人工智能就要有算力集群（比如上海的免费“算力券”），支持生物医药就要有共享离心机……地方形成特色后，就不会乱挖人了，而是会专注培植自己的产业生态。